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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宪容说:"我不代表谁,不代表哪个利益集团,我只站在國家利益,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来思考."
“易宪容现象”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CFP／图
3月底，易宪容把他10年来的学术成果在博客上贴出。这显然是他在辞职之后针对各種议论而作出的“反击”。更早些的时候，他辞去了中國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。
在房地产界，易宪容与任志强被认为是两个最敢说话的人，且气势张扬。
易宪容自称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，大骂开发商暴利，哄抬房价。他曾预言，“北京房价要跌三成，上海要跌一半”，“房地产商都怕我”，时出惊人之语。
地产商人任志强则直言不讳：我们就是应该暴利，就是应该盖高档房。
他们的身后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骂名，甚至还有人说他们俩是“一伙的”。
有人称赞易宪容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，也有人指责他是“不务正业”，欺世盗名，没经过调研就胡说八道的“空空先生”，更有人嘲笑他是“穷苦孩子出身”。而任志强，则在网友们评选出来的“全國人民最想打的10人”中，名列第三。
辞职不久，易宪容对于有关他的各種负面评价，努力表现出不屑：“他们都是胡说八道。”
不要惹我
易宪容辞去先前担任的“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”一职，究竟是何種原因，他拒绝解释。
本报记者致电他在中國社科院的同事，多数回答“对这个問題不感兴趣”。
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网站对易宪容辞职给出的理由是：因无暇顾及研究室的相关工作，并为了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，提出辞去担任的金融室主任一职。所长办公会议已批准他的辞呈。
社科院金融所办公室主任赵培德在接受《中國经济周刊》采访时说：“媒体可能对社科院内部工作程序不太理解，把‘辞去行政职务’误解为是‘辞职’。”
但是易宪容的辞职引起了房产商们正面回应。在针对易宪容的评论中，最让他反感的：其一质疑他的学术人格，其二嘲弄他的出身。因为有人把他封为“地产平民代言人”，这又给反对者们留下口实，认为正因为易宪容出身贫寒，所以才喜欢这个封号。
“谁说我是穷孩子出身？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，真正苦孩子出身的人，才不会站在穷苦人的一边呢。说实话，我在中國房地产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就已经买了房子，衣食无忧。”易宪容脸有愠色。
易宪容的家乡在江西省上高县，他们家族拥有的房子和院落都很大，足有七八口天井。其祖父、父亲都是老革命。易宪容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。
五个兄弟姊妹都很争气。三兄弟都上了大学，易宪容1982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，最后取得硕士学位。读大学前，他只上过五年的小学。上大学前从事过会计、无线电修理、化工等职业。因为常看《毛泽东选集》，高考政治得了88分，英语最差，只考了19分。
大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：不怎么喜欢社交，成天背着一个很大的帆布书包，里面装着很多书，每天都是六点钟起床，然后到水房打水，做体操，买饭，吃完饭就背着书包去教室，在图书馆门口长长的队伍里，他每次都是第一个。
1994年，易宪容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，攻读贸易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98年，又应张五常之邀，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进行合作研究。这一年，他在香港《信报》开辟了一个专栏，开始为媒体写文章。
2001年，从香港回来，易宪容选择留在中國社会科学院，因为这份工作的“自由度比较高”。
“我当时从香港回来，经济条件很好，已经过得很舒服了，我需要去跟他们争什么东西吗？”易宪容说自己是一个温和的人，但前提是，“不要惹我”——他反复强调自己的“不争”，而这个“不争”是因为他良好的“经济后盾”。
“媒体学者”与“江湖郎中”
易宪容的寓所位于北京西郊某公寓，这是一个200平米三层复式小楼。在北京六里桥，他还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。
易宪容径直把记者带到了二楼的书房，这是他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。
在递给本报记者的名片上，易宪容已用圆珠笔划掉了“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”头衔，保留了名字旁边的“博士，研究员”称谓。
他藏书25柜，“总共有好几万册”，除一楼是吃饭的地方外，二、三楼基本上全是书，有访客打了个形象的比喻：“你这里可同时供十几个人彼此不打扰地读书。”
易宪容说他只要到國外出差，最大的事情就是买书。他甩了甩放在沙发上那件青色的夹克说：“我的很多衣服都很破旧，但无所谓。”谈到书，他表现出读书人的天真和得意，“你来看看，这些都是我的书。”
“这本你看多少钱，112美金一本，这个是港币五百多，这本是四百多英镑，我还用吹牛皮吗？他们那些人说我不学无术，我写那么多文章，不看书，能写出好东西吗？”
在众多的批评者中，房地产“学院派”认为他只是一个成天在媒体面前夸夸其谈、浅薄浮躁的“媒体学者”和“江湖郎中”，而“实验派”则认为他是没有经过仔细调研就胡说八道的学者。对于这样的指责，易宪容不服气。
“你看到没有，这套书几百块一本，我敢说没几个学者家里的书有我多。说实话，除了那些老先生，在同龄的学者当中，没几个人有我读的书多。”他说。
虽然辞去了主任一职，易宪容还是保持每周去一趟单位的习惯，平日里能不去则不去，“呆在家里多舒服啊”。
别以为他是什么“香饽饽”
易宪容3月26日的博客上，贴出了他近几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。“他们不是说我不务正业吗，我让他们看看我近些年的学术成绩。”
“我1986年就发表论文了，那个时候发表论文很难的，现在他们说我没有学术成果，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易宪容说的那篇论文，是在华东师大毕业时发表的，见于《上海社会科学》(1986年第11期)，论文题目叫《价值与理想》。
易宪容的研究领域是金融，反对者批评他专业不对口，不懂房地产。
他解释说：“房地产是什么，就是金融，离开了金融，房地产没有生存的可能性。如果研究金融的人不懂房地产，你研究什么金融？”
前段时间，在他的博客留言里，有不少恶毒的攻击，他采取的方法很简单：统统删除。“反正我现在每天没什么事，你搞得过我吗？”
然而指责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有人批评易宪容把几篇论文随便一攒，便结集成一本学术专著———这个说法让他很是恼火，他有些激动地对本报记者说：“他们看得懂我写的书吗？”
易宪容是从1998年开始关注房地产的，当时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，他因此写就论文《关于房地产金融研究》。
2001年，他自香港回京，内地房地产繁荣景象已初露端倪。2002年他写了《关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泡沫》一文。从那以后，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文章相继发表，“一百篇肯定不止”，他说是其“长期积累的一个爆发”。
在易宪容看来，中國房地产真正“出现大問題”是在2003年后。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2006年3月份接受《新周刊》采访时评论易宪容：“别以为他是什么‘香饽饽’。國际惯例基本标准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那你易宪容还讨论什么？水平太低了。”
这个评论代表了大多数房地产商的观点，在意见相左者眼里，易宪容是没有做过调查，没有付出调研成本，可又胡乱发表意见的学者。
“我有本《房地产与金融研究》，一共35万字，那里都是数据。我在國内最好的经济学杂志发表过好几篇关于房地产的文章，都是实证研究，他们为什么不读？我真正有研究的东西在那里。”易宪容反驳。
“当房价高出普通人的工资水平以及正常承受底线，那么它一定会出现問題，甚至引发社会矛盾的。”易宪容说，那些反对他的人，最大問題是“违背了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识”。
最后一个“战士”的倒下？
任志强和易宪容关于房价是升是降，吵过很多次，针对不同的议题，也打过无数次口水仗，议题涉及房地产究竟是不是一个暴利行业，商品房定价是不是需要公众监督等。
2006年10月20日和22日，任志强在其博客上反复强调“市场定价原则应用市场的调节手段来控制，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，但与公布成本无关。这真是一个不应被政府参与和管制、不应被社会舆论关注的問題”。
为此，媒体记者致电易宪容，希望他能提供观点支持。易宪容口气强硬地说：“不跟他说了，这个人不屑于讨论，没道理可说了，他说的没有暴利，用数据说话，都是扯淡。”
之前的2005年12月28日，在一次房地产沙龙上，任志强与易宪容唇枪舌剑，不欢而散。
易宪容的对手无处不在。2005年11月15日，易宪容和潘石屹在网上围绕“2008年前后买房时机哪个好”展开辩论，虽然有说有笑，但火药味十足。潘石屹坚信北京2008年之后，房地产市场仍会处于上升期；易宪容则不以为然，他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目前买房时机不是太好，购房者需谨慎抉择。”
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老总对本报记者说：“我每天看到他在媒体胡说八道的样子，就不舒服，老百姓也傻，还真信了。”
在与本报记者谈话的过程中，有电话进来，说邀请他参加一个活动，他答应说“没問題”，但“你得告诉我那天都有谁去，如果××去我就不去了，观点这个东西倒无所谓，关键是那是个没有基本道德的人，一个没道德的人，我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”，又说“你可以把××叫来，他不错”。
挂了电话，易宪容解释说，“经常有人开车到我小区楼下，请我去参加饭局，后来他们知道我不喜欢社交，也不可能跟他们走得太近，慢慢的就少了。”
他不承认自己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，却又拿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他给自己定下了“不唯名、不唯利、不唯众”的“三不”原则。他说：“公共知识分子永遠都是少数人，他们与利益是没有关系的。这種知识分子一般有三条标准，一要有非常好的专业知识，二要有基本的道德良知，三要有批判精神。我要努力这样做。”
“那你代表谁呢？”记者问。
“我不代表谁，不代表哪个利益集团，我只站在國家利益，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来思考。我说的东西为什么获得那么大的反响呢，肯定这个問題是个大事，是绝大多数人都关心的大事嘛。”
也有一些人把易宪容“辞职事件”称为“房地产界最后一个战士的倒下”，易宪容的回答是：“我怎么可能倒呢，以后只要对社会、对民众有益的事，我还是会关注，还是会做。不信你看。”
